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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之下 互联网医疗能否快速进入成熟期还有待观察

2020-03-18
来源:电子发烧友
关键词: 互联网医疗 医疗

  不再有“颠覆医疗”的豪言壮语,也不再有“移得动,移不动”的争论,互联网医疗这三年走得颇为平静。我们没有想到,“新冠疫情”成为刺激互联网医疗的一支强心剂。

  疫情期间,多个平台都推出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问诊专区,收获了用户量和问诊量的大幅提升。比如微信“支付”页,从1月26日开设“新冠肺炎疫情专区”起,截至2月6日,短短10天内,日服务超过千万用户,核心服务日接口调用次数超过十亿。

  除了互联网医疗平台,医疗机构也纷纷推出疫情期间的专科在线咨询平台,以缓解门诊压力。比如,北京协和医院的线上专科咨询服务甫一推出就备受热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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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14亿人共同“宅家抗疫”的时期,互联网诊疗平台以“无接触”的方式,满足了医疗需求;互联网科普平台,以有理有据、生动明了的方式传递了医学信息;互联网购药平台,让宅在家里的人们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必须的药物;互联网会诊平台,在医疗机构之间开启了远程病例讨论的通道。说互联网医疗是抗击疫情的“第二战场”,实不为过。

  对这个第二战场,政府也在第一时间给予了政策支持。2月18日,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文,制定公布互联网复诊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政策。2月23日,上海市医保局表示,上海将具备互联网诊疗服务方式的定点医疗机构,为常见病和慢性病参保患者复诊提供的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,试行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

  一时间,关于互联网医疗的“新风口”之说甚嚣尘上。问题是,这些“战时”的特殊需求到底是不是一次新风口?经历过高峰和低谷的互联网医疗行业,将如何迈向发展的成熟期?

  01互联网医疗:走出“战国时代”

  作为一个曾经的互联网医疗人,我亲历了互联网医疗自2011年起从萌芽、增长到“去泡沫”的全过程,也见证了那个周期里各种豪言壮语、心潮澎湃、灰心丧气。所以,面对在疫情下快速升温的互联网医疗,我想从上一轮互联网医疗的起落谈起。

  因为和人的生命息息相关,这个行业从一开始,就比其它行业多几分理想主义的色彩。

  几乎每个互联网医疗的创始人谈到自己的创业初衷时,都会提到家人的就医经历:好大夫创始人王航在孩子两岁时创业,微医创始人廖杰远因为侄子的求医经历创业,春雨创始人张锐出身医生家庭,“从小目睹医生之不易与病人之艰难”……中国医疗行业的痛点实在太多,似乎抓着哪个点都是个创业的好“IDEA”。

  这些痛点和理想,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创业大潮迅速发酵,酝酿出了一个言必称“颠覆医疗”的时代。

  我至今还记得,春雨医生的张锐在一次发布会上,激情满怀地站到咖啡馆的桌子上。不远处,是他的狗狗。那真是上一轮互联网热潮中一幅极具代表性的画面。当时,张锐以及他所代表的互联网医疗,给传统保守的医疗行业带来的,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青春反叛者的形象。2015年,他与时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在一个会场遭遇,围绕互联网医疗能否“去中心化医院”、“有没有商业模式”等问题论战颇为激烈。

  几年后张锐意外去世,这幅画面也显得格外令人唏嘘。

  互联网医疗真正火起来,是2014年。那一年,腾讯通过大笔投资入局,以当时的行业最高记录领投了还叫“挂号网”的微医;阿里通过支付宝和阿里健康,双路布局互联网医疗。

  两大互联网巨头的进入,全面开启了互联网医疗的“大圈地”时代——BAT公司、各路挂号平台、医疗信息化公司、初创公司纷纷入局;大量资金,投资机构的,上市公司的,私人老板的,短期内集中涌入这个行业;针对患者、医生、医院、医保、医药,不同公司开发出无数不同专科、不同阶段、不同功能的应用。

  一时间,互联网医疗的产品线极其丰富,公司间相互的竞争也是酣畅淋漓。当然,除了被理想和痛点驱使,更多的入局者谋的是医疗健康这个听起来无限大的市场。

  2016年年初,我在一次演讲中,曾用“医疗的战国时代”来形容当时的盛况——“争地盘、争人才、狼文化盛行、火药味弥漫,到处充满着荷尔蒙的气息”。我为这句话搭配的,是当时流行的电视剧《芈月传》的剧照。

  短短两年后,形势便急转直下。

  一方面,一些负面事件发生。2016年10月5日,张锐意外去世,春雨IPO之路被迫中断;2017年2月,百度宣布裁撤了300人团队的“医疗事业部”;另据报道,2017年,高达1000家互联网医疗相关企业被注销。

  另一方面,2018年,在放任互联网医疗行业自我探索数年之后,《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、《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(试行)》和《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(试行)》同时出台。这一系列法规在填补监管空白的同时,也界定了互联网医疗的服务范围。曾经包罗万象的大胆尝试,被缩窄到了红线之内——这三种服务都离不开“医疗机构”。

  比如,远程医疗,是指“由医疗机构之间使用本机构注册的医务人员,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远程会诊和远程诊断”;互联网诊疗活动,是指“由医疗机构使用本机构注册的医务人员,利用互联网技术直接为患者提供部分常见病、慢性病复诊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”;互联网医院,则要么“作为实体医疗机构第二名称”,要么“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”。

  互联网医疗,不再是“颠覆者”角色,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传统医疗机构“收编”了。

  互联网医疗的战国时代正式终结。

  02功不可没的医改推动者

  这个终结是不是只意味着行业的失败?该如何看待上一个周期的互联网医疗行业?

  2014年,我去硅谷考察了同样如火如荼的互联网医疗产业。回来后,将美国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总结为四个阶段:用户生成内容、医患互动、参与医疗改革、数据驱动决策。

  当时,美国的互联网医疗发展正处在第三和第四阶段之间。那一时期,美国互联网医疗方面的明星,既包括远程医疗公司Teledoc、云电子病历公司Practice Fusion、医保控费公司Castlight,也包括Nant Health这样通过建立肿瘤共享数据平台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的公司。

  中国的互联网医疗行业则落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。行业中最多的是两类公司:一是互联网轻问诊以及此后与实体医疗机构结合产生的互联网医院;另一类则是各类以优化医疗就诊流程为目标的公司。

  这些互联网医疗公司,对解决医疗体系的一系列问题都有所探索,从宏观上来看,包括医疗可及性、保险支付控费、医疗资源分配的合理性;从微观上来看,包括诊疗流程、医疗质量、医务人员教育、医疗管理、健康教育等。探索的结果是,在今天医疗行业中,“互联网化”成为了标配——在线预约挂号、在线调阅检查检验结果、在线医保支付,医生与医生之间远程会诊、远程查房,互联网技术和医疗体系,已经毫无痕迹地进行了融合。

  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些互联网医疗公司对推动中国的医疗改革,功不可没。

  但同样是在“参与医疗改革”的第三阶段,中美两国的互联网医疗产业出现了很大差异。

  第一个差异,是业态和发展规模。

  美国知名的数字医疗孵化器“Rock Health”在对“数字医疗”进行定义时,明确指出,这仅仅包括那类以技术驱动的健康相关的公司,无论这些公司关注于医疗管理、医疗服务,还是助力创新医疗产品引入市场。那些只是运用了互联网医疗技术的医院、医疗保险公司则不能算作“数字医疗”公司。

  在这个定义下,2019年有美国6家数字医疗公司上市,包括慢病管理公司Livongo,医疗大数据与质量改进解决方案提供商Health Catalyst,医疗IT服务公司Change Healthcare,患者预约管理公司Phreesia,智能家庭健身器材公司Peloton,以及辅助生殖管理公司Progyny。

  同一时期,如果以上市为标准,则中国目前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只有A股的几家老牌医疗信息化公司,以及在港股的平安好医生与阿里健康等。其中,平安好医生深度依托了平安集团的保险业务,而阿里健康在转型互联网医疗之前即已上市。

  第二个差异则在于投资回报比。

  从2019上市的其中五家美国数字医疗公司的情况看,在上市之前,五家公司共获得了14亿美元的投资,上市后,他们目前的总市值是130亿美元。这是一个接近1:10的投资回报比。

  但中国目前的头部医疗互联网公司,其成长的代价要高昂得多,头部企业的体量也要大得多。比如,微医自2010年成立以来,获得的总投资已经超过90亿元;而在2月27日,平安好医生在港股的市值达到829亿元,阿里健康更是高达1859亿元。

  这两个差异背后,实则是两个不同医疗体系下不同的互联网医疗生长土壤。

  美国的医疗体系无论医疗服务提供还是医保支付,都是分散多元的,医生、医院,公立医院、私立医院,家庭医生、专科医生,商业保险公司,联邦保险公司,管理式医疗机构……大量不同的角色分工合作,孕育了互联网医疗的丰富业态。此外,HIPPA法案,远程医疗方面的成熟法规,也为行业的多年发展提供了良好规范。

  相比之下,中国的医疗行业主体则单一得多。医疗服务供给方面,尽管民营医疗机构数量大大增加,但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,公立医院无论是诊疗人次还是入院人数,都占了总量的八成以上;医疗保险方面,商业医疗保险发展迅猛,但目前来自商业健康险的赔付额还是仅占社保赔付额的1/10。

  换句话说,要想在中国的医疗行业创新,企业要么需要直接面对“巨无霸”式的客户,要么需要与这些“巨无霸”式的主体直接竞争,教育市场的成本高,谈判余地小,创新门槛极高。

  这也可以解释,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医疗公司格外“烧钱”,为什么一轮周期之后,还活跃在场的只剩下大体量的玩家了。

  03有望快速爬坡的三种角色

  事实上,从一个长远的时间轴来看,互联网医疗产业短短几年间的兴衰,恰好落在了“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”上。这个产业走过了“技术诞生期”、“期望过高期”、“泡沫幻灭期”,正在经历“缓慢爬坡期”,或许即将进入“稳步增长期”,或许还要经历一两次波动才会真正成熟。

  这几天,互联网诊疗火线纳入医保的消息再次让行业沸腾。可以预见,在疫情的刺激下,会有更多利好政策出现。但谁能抓住机会,什么样的企业能够快速走过“缓慢爬坡期”?在我看来,有三种角色可能在把握这个机会上更有优势。

  一是赢家通吃的流量巨头。

  2018年以来,互联网医疗行业的集中趋势越来越明显。头部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,就是背靠各类资源流量入口。这些流量来自几个方面。比如,平安好医生的流量除了线上用户,很重要的是平安保险的保险客户;实体医疗机构作为互联网医院必要的依托实体,是最重要的患者流量入口;BAT、京东、美团等平台积攒了大量数据化的用户入口,有一定的优势将其转化为医疗健康细分领域的用户;在医疗行业深耕几十年的医疗信息化公司,已经通过软件深度渗透到医疗行业当中,他们掌握的,是医疗机构和医生这个重要的行业入口。

  二是务实低调的隐形冠军。

  虽然互联网医疗行业不再喧嚣,但医疗行业的痛点仍然存在。这些痛点依然需要通过医疗改革和技术方案推动改进。本次疫情再次暴露出现有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中的诸多问题,比如,在医院之前的“医疗守门人”角色仍然缺失,对此,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方案做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?随着老龄化到来,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老年人的健康医疗与照护需求?如何更好地整合各类医疗健康机构和应用,形成以患者为中心的整合医疗模式?如何从关注个体健康到关注人群健康?面对这一系列问题,对医疗健康体系有深入研究、执着低调的行业“协助者”有望成为其中的“隐形冠军”。

  三是新一轮的行业颠覆者。

  2003年的SARS推动了医疗体系的重建,大大促进了制药、医疗器械、医疗服务等产业快速发展。其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引擎是市场的“扩容”,即医保覆盖面扩大、医疗软硬件的财政投入加大,医疗购买力的大幅提升。本次疫情后,“创新”有望成为医疗体系重塑与产业发展的新引擎。这次疫情加速了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等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全面应用,培育了健康教育、远程医疗、居家诊疗及家庭健身等方面的需求。未来一段时间,互联网医疗能否与这些技术深度融合,诞生出新一轮的行业颠覆者?

  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乐观的预计并不会快速成为现实。过去一个行业周期教给大家最多的,就是“耐心”二字。疫情这支“强心剂”并不会成为一次新的风口。比起“如火如荼”,“细水长流”才是这个行业未来的主要节奏。

  当然,就像疾病传播的速度可以因为人们的努力变小,也可以因为人们的忽视变大一样,互联网医疗产业能否快速进入成熟期,同样取决于各个角色的共同努力。政府和社会是否会在疫情后全面反思,以真正务实的态度梳理这个体系中的问题,并对各类创新解决方案进行鼓励,这是决定产业发展快慢的关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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